英國法如何回應造船或租船合同履行過程中的“脅迫”?

發布時間:2019-04-02 16:29:13  來源:航運界     專家:鄭睿

訂約自由的背景下,合同法總是要為一方當事人“說服”另一方當事人訂立或變更合同的方法劃定容許的界限。越界使用非法或不正當的手段促成合同的訂立或變更,合同的效力就會存在瑕疵。英國合同法中,如果甲向乙施加了不正當的壓力(illegitimate pressure),促使(induce)乙簽訂或變更了合同,且乙在當時情況下并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no practicable alternative)而不得不屈服于壓力,該合同就是因“脅迫”(duress)而成立或變更的合同,乙可以訴請撤銷合同。
 
理論上,脅迫可以分為三類:對人脅迫、對物脅迫和經濟脅迫。商業實踐中,最常見的是“經濟脅迫”(economic duress),即甲以不履行現有合同威脅乙,除非乙同意按對甲有利的方式變更當前合同或訂立其他協議(如棄權書等)。為了避免因違約帶來的不利經濟后果,乙同意了甲的要求。例如,在Atlas Express v Kafco (Importers and Distributors) Ltd [1989] QB 833案中,托運人K委托運輸公司A將一批貨物及時運往目的地以便趕上圣誕銷售季。A起初錯誤就運費給出報價,但意識到錯誤之后,便要求K支付雙倍運費,否則就將拒絕在目的地交付貨物。如果貨物不交付,K就將失去一個利潤極高,對其商業存續有重要影響的合同,而時間緊迫,K無法在短期內找到另外的承運人,所以K同意了A的要求。法院判決:要求K支付雙倍運費的合同因脅迫而成立,K可主張撤銷。又如,在B & S Contracts and Design Ltd v Victor Green Publications Ltd [1984] ICR 419案中,B同意為V設計并建造展會用的展板。但是為對抗B即將施行的裁員計劃,B的工人決定罷工,除非收到9000英鎊的遣散費。V向B預付了4500英鎊,以幫助B滿足工人的要求,但是B明確告知V,除非V再支付4500英鎊,否則就不繼續開工。因為展板不造好,V就將面臨參展人的巨額索賠和商譽損失,所以V同意了B的要求。法院判決:要求V再支付4500英鎊屬于經濟脅迫,V可主張撤銷。
 
航運市場變幻無常、充滿風險。航運市場的參與人在經營時通常都會通過合同機制來應對和分配風險。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市場的變化可能會使合同一方當事人處于不利狀態,而該方因此可能會想盡辦法來擺脫不利狀態:例如,拒絕履行現有合同或要求變更合同。這些辦法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正當性,往往就會成為爭議的焦點。這一領域存在兩個代表性案件:The Atlantic Baron [1979] QB 705和 The Cenk Kaptanoglu [2012] EWHC 273 (Comm)。
 
The Atlantic Baron 案
1972年4月10日,船東和船廠訂立了一份造船合同。雙方約定,造船款分5期支付,船廠提供一份信用證作為還款擔保。1973年,在第1期造船款支付后不久,國際金融市場爆發美元危機,美元貶值10%。船廠通知船東,除非之后4期造船款都增加10%,否則船廠無法交付船舶。在此之前,船東已經為船舶預先訂下了一份高額利潤的租約。如果船舶不交付,船東將喪失該份租約。1973年6月28日,船東告知船廠愿意支付額外的造船款,但這是因為船東想要“維持雙方之間的友好關系”并且額外付款“不影響船東擁有的權利”。船東同時要求船廠增加還款擔保的數額,船廠同意。
 
1974年11月27日,船廠交付且船東無保留接受船舶。8個月后,即1975年7月30日,船東提起仲裁,主張合同價款的變更是船廠脅迫的結果,要求仲裁庭撤銷。
 
這起案件涉及三個法律問題:第一,合同價款之變更是否有對價支持?第二,如有,變更是否是脅迫的結果?第三,如果構成脅迫,船東是否有權主張撤銷?
 
英國合同法要求合同的成立或變更必須有對價支撐。沒有對價支撐的合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所謂對價,在傳統意義上,指允諾人因允諾而獲得了某種利益,或受諾人為獲得允諾而遭受了某種損害;而在當代意義上,則指允諾人和受諾人之間的議價交換。不管從何種意義上觀察,法院認為,這起案件中,合同的變更都有對價支撐——船廠為了獲得船東多支付的造船款而增加的還款擔保,就是船廠提供的對價。
 
船廠在造船合同下最重要的義務就是根據合同約定建造并交付船舶。船廠威脅不交付船舶,構成對合同義務的違反,本身不具有正當性。而船廠要求船東額外增加10%的造船款,也沒有正當的基礎。此外,法院認為,盡管理論上船東可以就不交付船舶向船廠訴請損害賠償,但訴訟內在的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使得起訴也不是船東在當時切實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所以,按船廠要求額外支付價款就成了船東為按時獲得交船而唯一可行的對策。總之,合同變更是船廠威脅違約即實施經濟脅迫的結果。
 
但是,法院認為,1974年11月27日船廠交船時,船東在未提出任何抗議的情況下接受交付并支付了最后一期造船款。而且此后,船東在不受脅迫影響的情況下,經過8個月的時間才訴請撤銷變更,船東遲延尋求救濟的行為必須予以考量。客觀看,船東在船廠威脅違約之后的作為和不作為可以被認定為確認了合同變更,船東的撤銷權也因此消滅。
 
The Cenk Kaptanoglu案
2009年4月2日,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了一份航次租船合同。出租人指定“Cenk K”輪履行合同,且合同未約定出租人有指定替代船舶的權利。雙方約定的銷約日為2009年4月21日。
 
4月3日,出租人向承租人表示,他們想指派另外一艘船舶履約,銷約日也相應推遲。4月7日,在未收到承租人任何回復的情況下,出租人將“Cenk K”輪另行出租且未通知承租人。4月15日,出租人告知承租人,他們將派另外一艘船舶履約,新的銷約日為4月24日,但承租人堅持要“Cenk K”輪履約,且明確他們已經備妥貨物待裝。承租人說,根據他們簽訂的買賣合同,承運船舶變更都必須經過買方批準。
 
4月16日,承租人才發現出租人已將“Cenk K”輪租給他人。承租人主張,盡管原則上他們可能會同意出租人安排替代船舶,但是在替代船舶被安排妥當且獲得買賣合同下買方批準之前,出租人的行為已經構成拒絕履行(毀約)。不過,承租人沒有接受出租人的拒絕履行行為,合同仍然有效。
 
4月18日,出租人向承租人坦誠他們犯了錯誤,并表示他們能夠找到船舶在4月27日至30日之間完成裝運,且他們將賠償因不能提供“Cenk K”輪而給承租人造成的所有損失。
 
承租人信賴了出租人的承諾,并未自己尋找替代船舶裝貨。4月23日,出租人提議“Agia”輪作為替代船舶履約;次日,承租人將船舶信息轉給了買賣合同的買方尋求批準。
 
4月27日,買方告知承租人,他們同意“Agia”輪作為替代船舶履約,也同意相應延長裝運期,但前提是貨物價格每噸要減少8美元。承租人將這一要求轉告出租人,并要求出租人為每噸8美元的貨價損失負責。承租人認為,買方的條件是當時情況下承租人最能接受的,因為貨物市場價格正在走低,另到他處出賣貨物會導致更大的損失。同日,出租人回復,作為賠償,他們將就每噸貨物少收2美元運費。另一方面,承租人還在和買方談判協商。最終,買方同意貨物價格每噸減少6美元,但出租人不同意將運費按相同數額減少。27日晚些時候,承租人通知出租人他們接受“Agia”輪作為替代船舶履約,也接受出租人提出的運費減少數額,但保留所有就出租人違反4月2日訂立的租約的權利。
 
4月28日,承租人和買方就買賣合同變更達成一致意見。但是,出租人卻說,如果承租人保留索賠權利,他們就每噸貨物少收2美元就沒有意義了。出租人最后開出的條件是:承租人接受“Agia”輪并可以獲得每噸貨物2美元的運費折扣,但必須簽訂棄權書,放棄索賠所有因出租人指定替代船舶履約而產生的損害賠償。顯然,出租人的條件與他們在4月18日的承諾完全相悖。
 
承租人的回復是:考慮到情況的緊迫性,我們迫切需要減少損失并滿足買方的需要,我們不得不在抗議下接受出租人的條件。
 
三位仲裁員組成的仲裁庭裁決:承運人簽訂的棄權書因脅迫而可撤銷。出租人根據英國《1996年仲裁法》第69條上訴到英國高等法院。出租人在高等法院主張,如果行為人善意合理地認為其威脅違約的行為合法,則該行為不能被認定為脅迫。退一步說,如果合法的行為能被認為向對方施加了“不正當壓力”,那么認定的標準應被設置得非常高,即行為應當明顯不合理或明顯超過了正常商業實踐能接受的施壓準則,可以等同視為非法或犯罪行為。
 
高等法院Cooke法官分析了一系列先例,其中直接相關的是CTN Cash & Carry Ltd v Gallaher Ltd [1994] 4 AER 714案。該案中,CTN訂購了17000只香煙并委托G承運,結果G將貨物交付到了錯誤的倉庫。在錯誤被更正之前,香煙被盜,但G仍然善意(但錯誤地)相信他有權要求CTN支付運費,并威脅CTN如果不支付運費,就撤銷CTN的付費信用權限。CTN支付運費之后以受脅迫為由訴請撤銷。英國上訴法院認為脅迫不成立,因為G是善意行事且根據合同他對付費信用權限有任意撤銷權。法院認為合法行為是否能夠成立脅迫“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一方面,如果合法行為能構成脅迫,那么唯一切實區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施壓的可行的基礎就不再是法律,而是社會道德標準。換言之,法官必須認定何種施壓與社會主流的價值觀相悖以構成不正當施壓,這就使得法官而不是立法者成為了社會價值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如果合法行為一定不成立脅迫,那么行為人可能會濫用在法律技術上合法的不公正手段以逃脫法律制裁,除非立法者宣布此種手段非法。雖然行為人在商業交往中善意相信其要求合理有效時,“合法行為脅迫”較難成立;但是,當法院要判斷的關鍵問題不是行為是否合法而是行為是否在道德上或社會準則上不可接受時,法院不應將認定標準設置過高。該領域的法律極為復雜且在不斷發展。法院不能一勞永逸地下結論:合法行為不成立脅迫。
 
回到The Cenk K案,英國高等法院認為,出租人違約未安排原定船舶履約是造成所有問題的根源。出租人此后的一系列行為,包括故意拒絕遵守他們做出的提供替代船舶并賠償所有相關損失的保證,目的就是為了將承租人逼到無可選擇的境地,為了避免買賣合同下的巨額損失而不得不同意接受出租人的提議。根據判例法已經明確的與脅迫有關的法律,結合案件事實,出租人的行為屬于不當施壓,承租人有權要求撤銷因此而訂立的棄權協議。
 
小結
涉及脅迫的案件,要分析的關鍵問題不在于行為人威脅的內容,而是這種威脅是否構成不正當施壓。在DSND Subsea Ltd v Petroleum Geo-Services ASA [2000] EWHC 185 (TCC)案中,英國高等法院Dyson法官認為,判斷不正當施壓存在與否的因素有:是否有實際或威脅違約;施壓一方是善意還是惡意;受壓一方是否不得不屈服于壓力;受壓方是否提出了抗議等。
 
不正當施壓是否成立脅迫,還要根據個案事實考量施壓的因果效力。一般而言,施壓越不具有正當性,因果效力的判斷標準就越寬松。如果原告要主張行為人的行為構成經濟脅迫,則原告必須證明如果沒有該行為,他就不會訂立或變更合同。但如果原告受到人身安全威脅(對人脅迫),則原告只需要證明威脅是他訂立或變更合同的原因之一。
 
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在Pao On v Lau Yiu Long [1980] AC 614案中指出,判斷一方當事人是否在不正當壓力下訂立或變更合同的因素包括:他是否提出過抗議;在受壓訂立或變更合同時,他是否另有實際可行的選擇(如是否有足夠的法律救濟);他是否接受了獨立的建議;他是否及時采取了合理行動盡量避免訂立或變更合同等。當然,這些因素并不具有決定性。當事人可能會覺得抗議不會有實際效果,或不想激怒對方而沒有采取進一步行動。
 
總而言之,盡管這并非易事,但法院的工作是在個案中區分商業交往中的正當施壓或不正當的脅迫。對于當事人而言,一方面,施壓方要把握好施壓的尺度和方法:已有判例法明確,為正當合法目的行使權利向對方施壓,不構成脅迫(例如,在R v Her Majesty’s Attorney-General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03] UKPC 22中,一位英國特種空勤團的士兵向法院訴請撤銷他與英國政府訂立的保密協議,因為政府威脅不簽協議就把他調離他當時所在的精英偵察連。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駁回了他的訴求,認為政府的威脅合法,因為從保密的角度考慮,政府有自由裁量權調任士兵);另一方面,受壓方對于施壓要及時抗議以保護自己的權利,在不得不訂立或變更合同時,要及時通過訴訟或仲裁保護自己的撤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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