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潰堤事故對國際運輸合同的履行會產生何種影響?

發布時間:2019-07-02 09:40:17  來源:航運界     專家:鄭睿


一、 案件背景

2015年11月5日,位于巴西東南部米納斯吉拉州的一座用于回收鐵礦采集后的廢水和剩余礦渣的尾礦壩潰堤,污染了62平方千米的土地和巴西最主要的河流之一多西河的500公里的河道,受污染區域數百人流離失所。巴西環境部長特謝拉表示這是巴西歷史上最大的生態災難。

潰堤事故導致了事發地的鐵礦開采驟停,也因此引發了一系列的案件。其中一案“Classic Maritime v Limbungan Makmur & Lion Deiversified Holdings”在2018年6月份被提交英國高等法院審理。該案涉及一個租船包運合同,船舶出租人(原告)和承租人(被告)約定在2009年至2017年間將59批鐵礦球團從巴西運往馬來西亞。承租人有權在巴西的烏布角港或圖巴朗港擇其一履行裝貨義務。潰堤前,承租人一直都選擇在烏布角港裝貨。潰堤后,即2015年11月到2016年6月,承租人本應當履行的5批次裝貨無法履行。

雖然另一備選裝貨港圖巴朗港并未受到潰堤事故的影響,但事故之后,鐵礦球團需求量大增,圖巴朗港的供貨人不得不優先滿足其現有客戶的供貨要求,而不能(或不愿意)向承租人這樣的新客戶供貨。

所以,潰堤事故導致承租人無法履行5批次貨物的裝貨義務。

承租人意圖援引合同第32條免責條款抗辯。該條名為“免責條款”(Exceptions),核心內容是:船舶、船長、出租人、承租人、托運人或收貨人都不對由于以下原因導致的損失,或不能提供貨物、不能裝卸貨物或交付貨物承擔責任:天災、洪水、在礦區發生的事故或任何出租人、承租人、托運人或收貨人不能控制的其他原因;但前提是這些事件直接影響了任何一方履行本合同。如果因此類事件或原因而損失任何時間,這些時間不應當計為裝卸時間或滯期。(Neither the Vessel, her Master or Owners, nor the Charterers, Shippers or Receiver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loss or damage to, or failure to supply, load, discharge or delivery the cargo resulting from: Act of God…Floods…accidents at the mine…or any other causes beyond the Owners’, Charterers’, Shippers or Receivers’ control…always provided that any such events direct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either party under this charterparty. If any time is lost due to such events or causes such time shall not count as laytime or demurrage.)

合同雙方對于潰堤事故構成條款所述“在礦區發生的事故”或“托運人不能控制的事故”沒有異議;但他們就條款對因果關系的要求(“resulting from”)和條款但書“這些事件直接影響了任何一方履行本合同”的含義產生了爭議。

高等法院認為,根據第32條,承租人應證明若無潰堤(but for the dam burst),他本可以履行裝貨義務。法院查明,潰堤之前,承租人在烏布角港和圖巴朗港的供貨商都存在問題:由于需求量較低,烏布角港的供貨商對鐵礦球團的生產在潰堤之前就已經陷入了擱置狀態;而圖巴朗港的供貨商有另外一個更具效益的合同可以履行。因此,法院判決,即使沒有發生潰堤事故,承租人也難以證明他能夠根據合同約定裝運貨物。承租人不能根據第32條主張免責。

承租人對法院該項判決提出上訴。

高等法院還判決,雖然承租人不能根據第32條主張免責,但是在本案中,即使承租人能夠且愿意履行裝貨義務,但潰堤事故也會在事實上使得承租人無法裝運貨物。在此背景下,允許出租人索賠損失,將有悖“補償原則”。因此,出租人只能獲賠每批次裝運1美元的名義損失(nominal damages)。

出租人對法院該項判決提出上訴。

英國上訴法院在2019年6月27日作出判決([2019] EWCA Civ 1102),駁回了承租人的上訴,但支持了出租人的上訴。

二、 上訴法院判決分析

1. 承租人的上訴

(1) 第32條的文義解釋

針對承租人的上訴,上訴法院認為,根本而言,第32條對于因果關系的要求應根據其措辭判定,同時考慮條款目的和語境。第32條有如下特點:

首先,它是承租人和出租人雙方都可以援引的一般免責條款。如能適用,該條將免除任意當事人不能提供、裝卸或交付貨物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它涵蓋了范圍極為寬泛的各類型事件。盡管表面上雜亂無章,但是這些事件的共同特點是,事件發生影響了任意當事人履約。

第三,它的文字“resulting from”和“directly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either party”明顯確立了因果關系要求。任意當事人若要主張條款適用,不僅要證明發生了條款規定的事件,而且要證明事件和履約不能之間的因果關系。

第四,它的結尾部分的“時間損失”規定對解釋條款有重要意義。如果沒有條款規定事件,在相關時間內裝運可以完成,則時間不可能因規定事件或原因而損失。在先例Burnett Steamship Co Ltd v Danube & Black Sea Shipping Agencies [1933] 2 KB 438案中,合同條款規定“由于下雨使船舶在裝貨泊位不能工作而產生時間損失時,實際損失的時間應被計入額外的裝貨時間”,上訴法院判決,承租人必須要證明下雨使裝貨不能進行,且他因此而損失了裝貨時間時,他才能援引該條款。如果下雨期間承租人并未備妥貨物待運,他就沒有損失裝貨時間。盡管本案第32條的文字并未完全同于上述條款,但同樣的解釋原理應當適用。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認為高等法院的判決正確。如果沒有潰堤事件,承租人也將不能履行其裝貨義務,則不履行顯然不能視為由潰堤事件所致,潰堤事件也未“直接影響”承租人履約。

(2) 第32條與“合同落空條款”的區別

國際貨物貿易中常用的GAFTA 100標準格式合同第21條規定:如果出口禁令、封鎖或敵對行為,或原產地政府或裝貨港所在地區的政府實施的任何行政或立法行為妨礙了合同履行,本合同或任何受影響的部分應被解除。英國上議院在Bremer v Vanden Avenne [1978] 2 Lloyds Rep 109案中判決,上述條款或其他類似措辭的條款屬于“合同落空條款”(contractual frustration clause)。上議院Lord Wilberforce認為,只要發生了條款規定的“落空事件”,如出口禁令,合同或其受影響的部分將立即自動解除,賣方如需援引條款抗辯,只需證明“出口禁令……妨礙了合同履行”,而無需證明他在合同履行期內已備妥貨物待運。

在本案中,承租人主張應根據上議院的先例來理解第32條,但上訴法院認為第32條在各方面都與前述合同落空條款不同。合同落空條款免除的是當事人將來履行的責任,而第32條免除的是已經發生的違約損害賠償責任。合同落空條款的適用與當事人的意圖無關。在這類條款適用的場合,雙方當事人需要立即知道相關事件是否發生,他們是否有繼續履行合同的義務。因此,法律對于條款適用的因果關系要求簡單直接(如禁令使任何貨物都不得裝運),而無需調查僅為一方當事人知道的情況(如當落空時間未發生時,該方是否能夠并愿意履行)對履行的影響。但是,這一考量在履行時間已經經過而唯一問題是違約當事人是否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就不具有同樣的說服力。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認為不應該參照合同落空條款的先例來解釋本案合同第32條。當然,在判斷承租人是否有權援引第32條抗辯時,要根本考慮的問題,不是條款是否被歸類為合同落空條款,不可抗力條款或免責條款,而是條款的文字、措辭。

2. 出租人的上訴

出租人主張,在承租人不能援引第32條抗辯的情況下,出租人有權請求違約損害賠償。違約損害賠償應當遵循“補償原則”(compensatory principle),即比較承租人違約后出租人的經濟地位和(假設)承租人順利履行合同后出租人的經濟地位的差異。本案中,承租人有義務裝運貨物,在五批次貨物全部裝運后,出租人能夠賺取近1987萬美元的運費。在承租人違約時,這就是出租人能請求的損害賠償數額。高等法院判決出租人只能沒有遭受實質損失,只能請求名義賠償,是錯誤適用了補償原則。高等法院沒有考慮假設合同得到履行后的情況,而是認為即使承租人能夠且愿意履行裝貨義務(ready and willing to supply a cargo),但潰堤事故也會在事實上使得承租人無法裝運貨物,因此承租人可以享有第32條規定的抗辯。

出租人主張,高等法院的結論自相矛盾,即法院在判決第32條并不能為承租人提供抗辯后,又認為第32條無論如何都能解除承租人支付實質性損害賠償的義務。

Robinson v Harman (1848) 1 Ex 850案重述了普通法下違約損害賠償應遵循的補償原則,即違約方支付的金錢賠償,要能夠使得非違約方盡可能被回復到假定合同被正常適當履行之后他所能處于的經濟地位。

英國上議院/最高法院近期在The Golden Victory [2007] 2 AC 353案和Bunge SA v Nidera BV [2015] 2 Lloyd’s Rep.469案中兩次適用了補償原則判案。

在The Golden Victory [2007] UKHL案中,出租人和承租人簽訂的定期租船合同中的“戰爭條款”,賦予了合同任意當事人在某些特定國家和地區之間爆發戰爭或武裝沖突時解除合同的權利。2001年12月承租人拒絕履行時,定期租船合同還剩余約四年的履行期。在當時,一個消息靈通的理性人會認為美國和伊拉克之間可能爆發武裝沖突。事實上,2003年3月,第二次海灣戰爭爆發。2004年10月,仲裁員在裁決書中認定船東在2003年3月之后就不再存在經濟損失,因為即使承租人沒有違約,合同也會因戰爭爆發而在2003年3月被解除。英國高等法院、上訴法院和上議院都支持了仲裁員的裁決。上議院強調,在計算違約損害賠償時,如果違約之后發生的事件會對計算產生影響,那么這種影響必須被加以考慮。

Bunge SA v Nidera SA [2015] UKSC 43案中,買賣雙方簽訂了一個FOB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標的物是25,000噸俄羅斯制粉小麥,裝貨港為俄羅斯的新羅西斯克港。買賣合同適用谷物和飼料貿易協會的標準格式GAFTA Form 49。合同約定的裝運期為2010年8月23日至8月30日。2010年8月5日,買方指定船舶前往裝貨港裝貨。同日,俄羅斯政府發布了一道貿易禁令:從2010年8月15日至2010年12月31日臨時性禁止從俄羅斯出口包括制粉小麥在內的若干農產品。貿易禁令是合同約定的解除事由。2010年8月9日,貨物賣方就出口禁令的適用情況通知了買方,并同時宣稱:根據GAFTA Form 49第13條的規定,賣方解除合同。8月11日,買方視賣方解除合同的行為為拒絕履行,隨即提起仲裁,根據GAFTA Form 49第20條索賠損失:即貨物合同價格與2010年8月11日貨物市場價格的差額,共3,062,500美元。英國最高法院沒有支持買方的訴求。法院認為,賣方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行使了合同解除權,構成預期違約。因為根據國際貿易的的經驗,在8月底裝運期到來之前,俄羅斯政府有可能撤銷出口禁令。所以,賣方不能主張當其行使合同解除權時,貨物裝運必然會受到出口禁令的限制。但在事實上,裝運期屆至時,出口禁令并沒有撤銷,屆時,合同無論如何都將被解除,買方并不會遭受任何實際損失。

在2018年的One Step (Support) Ltd v Morris-Garner [2018] 2 WLR 1353案中,最高法院再次確認了補償原則的適用方法是:法院授予非違約方的損害賠償,一般應當使其處于假設合同得以順利履行時他將處的狀況。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約定的首要義務,除在極特殊的情況下另一方可以請求特定履行之外,原則上,違約方應當承擔違約損害賠償的次要義務。在此種意義上,違約損害賠償實際上是履行之替代。當非違約方的利益能夠通過違約損害賠償得以保護時,法院不會禁止違約方為自身利益違約,法院判決損害賠償也不是剝奪違約方因不履行而獲得的利益。法院的工作首先是識別出損失,即找出原告實際的情況和如果合同首要義務得以履行后原告應處的狀況之間的差別,然后再以金錢形式對其進行量化。

The Golden Victory和Bunge SA v Nidera SA兩起案件均涉及預期違約下損害賠償的計算。兩起案件中,補償原則均使得非違約方不能請求實質數額的損害賠償,這是因為違約被接受之后發生的事件對非違約方本有權獲得的履行利益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是,本案并不涉及預期違約,而涉及承租人不能裝運五批次貨物的實際違約。除非承租人能夠援引第32條抗辯,否則根據判例法,承租人應承擔裝運貨物的絕對義務。因此,一旦第32條不適用,出租人有權獲得的履行利益就是承租人按約定裝運貨物后其能主張的運費。適用補償原則要進行的比較,就應該是出租人有權賺取的運費數額與實際違約后出租人的經濟狀況的差異,即近1987萬美元。

上訴法院同意出租人的上訴主張,即高等法院在適用補償原則時,選取了錯誤的比較項。高等法院考慮的是即使承租人能夠且愿意履行裝貨義務后的情況,但承租人的首要義務并不是“能夠且愿意裝貨”,而是實際裝貨。承租人違約,是因為他未能實際裝貨。當承租人承擔絕對的裝貨義務時,他是否能夠且愿意裝貨就不再是相關考量因素;履行不能也不是承租人的抗辯理由,除非他能主張履行非法或合同落空。

綜上所述,上訴法院支持了出租人的上訴請求,判決高等法院曲解了補償原則的適用,而出租人應當獲得1987萬美元的損害賠償。當出租人能證明承租人未履行義務,而承租人不能援引免責條款抗辯時,承租人就應當承擔實質性的損害賠償責任。承租人不履行背后的原因無關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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