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關扣押貨物是否可歸屬為免責條款中的“政府干預”

發布時間:2019-07-31 09:23:09  來源:航運界     專家:中國船東互保協會

摘要:

航次租船合同或定期租船合同中通常會包含一條除外免責(不可抗力)條款(Exceptions/Force Majeure Clause)來保護當事雙方的權利。在這一類條款中都會明確若干種一方或雙方可以免除責任的特殊情形,如天災、公敵、火災、君主禁令、罷工、政府干預(act of God, enemies, fire, restraint of princes, rulers and people, strik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s)等,這些免責條款適用的情形在實際認定中常常存有爭議。在近期一起英國高院判例 (The MV "Muammer Yagci") [2018] EWHC 3873 (Comm))中,法院推翻了仲裁員的觀點,判定特定情形中港口海關做出扣押貨物的行為,屬于租船合同中不可抗力條款中的“政府干預(government interferences)”,從而免除了租船人支付相應滯期費的義務。
 


1. 案件事實

船東將船舶航次出租給租船人運輸糖類貨物,在船舶到達阿爾及利亞卸港時,收貨人在向卸港海關提交了清關文件后,海關發現該批貨物發票價格和市場價格不符,懷疑可能存在非法資產跨境轉移,因此海關以報關文件有誤扣押了貨物,從而產生了卸貨的延誤。后當地檢察官又指令將貨物轉移到國有資產局控制。由于糖易損壞滅失,商貿局又許可國有資產局拍賣貨物。其后收貨人起訴海關和國有資產局,要求放貨并允許重新出口,但訴請被拒。最終,貨物被拍賣和卸下。港口海關和國有資產局的上級機關都是財政部。可見除港口海關以外,更高層級的政府機構在該案中也有涉入。

2. 爭議焦點

該案的爭議焦點是,租船人是否能以海關扣押貨物屬于租船合同不可抗力條款中的“政府干預”為由免除承擔扣押貨物造成4.5個月的滯期費損失。該案中租船合同第28條“罷工和不可抗力”條款規定如下:

Clause 28, Strike and Force Majeure

In the event that whilst at or off the loading place or discharging place the loading and/or discharging of the vessel is prevented or delayed by any of the following occurrences: strikes, riots, civil commotions, lockouts of men, accidents and/or breakdowns on railways, stoppages on railway and/or river and/or canal by ice or frost, mechanical breakdowns at mechanical loading plants, government interferences, vessel being inoperative or rendered inoperative due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of the Officers and Crew, time so lost shall not count as laytime or time on demurrage or detention...

3. 爭議分析

(1)“政府”主體的界定

船東認為本案涉及租船合同條款中的兩個詞語,即“政府”和“干預”,一個指行為主體,另一個指行為。關于主體,法院同意該案中涉及的是政府單位,盡管僅僅是當地財政機構。法院還認為該案中的政府機構是具有主權資格的實體。 

(2)“干預”行為的界定

關于爭議核心的兩個詞語,最為重要的是“干預”。法院認為,當前案件中法院需要判斷的是“卸港港口海關扣押貨物的行為”是否是“干預”。通常意義上的“干預”包含這種扣押貨物的具體形式,一國政府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就是通過港口海關或其他機構的行為實現的。船東主張租船合同第28條有關裝卸時間的條款,其中涉及很多例行事項的進行,這些例行事項并不是對卸貨的“干預”,而恰恰是正式卸貨作業本身的一部分。并強調問題的關鍵在于“干預”而不是“政府”。船東還引用了判例“The Ladytramp”[2012] EWHC 2879 (Com)用來說明某些特定的行為并不能被視為政府干預。

法院認為,船東對政府干預的理解過于寬泛籠統,應當將其置于具體案件情形之中。關于船東引用的判例,其并沒有明確定義“政府干預”的明確范圍,而僅僅列舉了一些不能被視為政府干預的行為事項,對于本案, “扣押”不是通常的例行事項;為明確該案中的“扣押”是否屬“政府干預”,本案的仲裁員判斷的標準是當地海關的行為是否是“通常行為”,并且最后認定該案中海關“扣押”貨物的行為是通常行為。仲裁員還指出因為在報關文件有誤的情況下,“扣押”行為就很有可能產生,具有可預期性,因此是通常行為。法院認為“扣押貨物”是港口當局重大行政權的行使,不能被視為是“通常行為”。即便具有可預期性,可預期與通常行為不是同一個事情。通常貨物是不會被扣押、財產權也是不會被隨意侵犯的。

對于政府的不同行為,船東還做出了如下區分:其一,不可預期的、胡亂干涉的、不受當事人控制的政府干預行為;其二,針對貨物和貨物文件的事先存在的法律的可預期的和日常的執行行為。并且認為第一種是不可抗力,第二種即不屬于不可抗力。法院認為租船合同第28條中的政府干預所表達的不是第一種的意思,而船東第二種行為解讀也不能對應該案中的扣押貨物行為。同時,該條的標題雖然用了不可抗力這個詞,但是這只是下面列舉事項的一個標簽,并不能用來限制下面免責事項的含義。

船東認為,租船合同第28條中的政府干預指的僅是超出通常法律法規適用范圍的事件引起的海關扣押行為,只有符合這種條件才屬于該條意義上的政府干預。法院認為租船合同中的“政府干預”不能作此理解,“政府干預”這個詞并沒有這個意思。船東還認為,將港口海關扣押貨物歸入到“政府干預”中就違背了商業常識,這種扣押只不過是“普通的事件”。法院認為,船東的觀點等于將海關扣押貨物等同于在壞天氣下要求船舶離泊或者由于火災原因要行政上重新安排貨物等情況,顯然本案的情況是不能與上述兩種情況相比的。法院同時引用“The Ladytramp”的判例中法院對行使不同政府行為與職能的主體的區分描述,,“… a State sponsored port authority acting in the ordinary course of discharging its port or berth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in the same manner as any other, private, port authority), as distinct from a government entity acting specifically/peculiarly in a sovereign capacity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at ordinary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即主要區分為不同于日常行政職能行使主權權利的政府機構和僅僅行使日常行政職能的政府授權部門。

(3)因果關系的界定

有關本案的爭議焦點,船東的另一個主張是導致貨物4.5個月延誤損失的原因是遞交有誤的報關文件而不是當地海關扣押貨物的行為。法院不認同船東該觀點,并說明租船合同條款的內容和爭議的核心都明確指向海關扣押貨物的行為,并且是扣押行為導致了時間延誤。即便因為遞交了有問題的報關文件,當地海關或其他政府機構也不一定必須要扣押貨物,做出扣押貨物的行為是包含了當地政府的自身決定的。

4. 判決結果

最后法院判定本案海關扣押貨物屬28條不可抗力條款中的政府干預,但同時也明確指出該結論并不是適用于任何案件,只是當前案件的情形適用判決的結論,即判決是基于有主權資格的國家政府或其相關機構做出了扣押貨物行為。尤其在當前案件中,除了港口海關還有高層級政府機構也牽涉其中突顯了適用28條的合理性。但法院也指出是否有高層級政府機構涉入并不會影響本案判決的主體內容。

5. 案件啟示

本案的爭議主要集中于對于免責事項的解釋。原則上,由于租船人的過錯或者違約導致的時間損失,即使有免責條款的存在也是不能保護租船人(除非免責本身清楚無誤地針對租船人的違約責任),否則會得出荒唐的結果。但在實踐中租船合同履行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并不一定是租船人自己去執行,而是會“轉托”給第三方,由此產生的問題就是租船人是否需要為這些第三方的行為或者過錯承擔轉托責任(vicarious responsibility),近期的The “global santosh”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筆者關注到另外一個值得思考和注意的問題,在租船合同下,租船人并不一定要為貨方的所有行為負責;正如本案中,原本一切損失都是由于收貨人報關文件有誤引起,船東實屬無辜,但鑒于沒有明確的措辭,租船人并不一定要為收貨人所有的行為承擔責任,從而使得租船人實質上沒有轉托責任;再加上判決中對因果關系的認定,租船人進而可以基于免責條款免除滯期費的責任。因此,結合本案的判決和實際情況,要想達到保護船東的目的,最好在裝卸時間和滯期費免責條款中有明確的措辭,約定承租人要為發貨人或者收貨人的行為導致的政府干預負責。

注:本文為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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