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被法院挫敗的“海盜襲擊”保險索賠騙局

發布時間:2019-10-15 09:29:03  來源:航運界     專家:鄭睿

2011年7月5日,滿載燃油的“Brillante Virtuoso”輪在前往中國卸貨的途中,在亞丁灣被海盜登船。海盜命令船長將船舶駛往索馬里,但當主機故障不能啟動后,海盜在主機艙安裝了爆炸裝置并引爆,船舶嚴重受損。
 


船東和其銀行作為共同被保險人為船舶購買了戰爭險,保險金額為7700萬美元。船舶受損后,他們向保險人提起索賠。2015年,英國高等法院Flaux法官判決,根據《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60條第2款(i)項,修理船舶的費用超過了船舶被修復后的價值,因此,船舶推定全損。在訴訟推進的過程中,船東拒絕向其律師和保險人的律師提供相關電子文件。因此,在2016年,法院以船東未能遵守文件披露的要求駁回了其訴訟請求,但仍允許銀行以被保險人身份繼續訴訟。不過,保險人以損失因船東惡意行為(wilful misconduct)所致為由抗辯、拒賠。

法律上,基于蓋然性權衡(on the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保險人有責任證明惡意行為是導致損失的近因。2019年2月至6月間,英國高等法院Teare法官總共開庭52天審查相關證據并聽取銀行和保險人各自律師的代理意見。10月7日,法官下達判決([2019] EWHC 2599 (Comm)),認為損失近因是船東惡意行為,保險人有權拒賠。

Teare法官指出,船東對于船舶遭受海盜襲擊的解釋存在一系列不合理之處。例如,事故發生在亞丁灣的也門水域,但該地在“Brillante Virtuoso”輪事件前后均未發生過任何海盜登船事件。根據船載航行數據記錄儀,在登船前,“海盜”宣稱自己為受雇的船舶安保人員。船長在“海盜”蒙面且武裝的情況下仍然允許他們登船。“海盜”登船時就帶有引爆裝置。當“海盜”指示船長將船舶駛向索馬里時,船長選擇了一條極不尋常的路線,而“海盜”卻沒有察覺或提出線路異議。

Teare法官認為,所謂“海盜襲擊”,其實是一場船東設計的騙局。船長、輪機長、也門海岸警衛隊一些現任或前任成員、船舶爆炸后趕來援救的救助人等,都是這場騙局的參與人。

銀行在訴訟中提出一個有趣的主張:船東為個人目的(騙保)參與了對船舶的襲擊,或指示他們襲擊了船舶,因此,船東可以被視為“海盜”。但該主張并未得到法官支持。法官指出,以欺詐保險人為目的,船東對船舶實施暴力且對船員威脅實施暴力并不足以使得船東成為海上保險法意義上的海盜。

銀行還主張,船舶損失是因“惡意行為人”(person acting maliciously)造成。法官也未支持該主張。根據英國最高法院2018年在Navigators Insurance Company v Atlasnavios-Navegacao LDA [2018] UKSC 26案的判決,當某人對承保財產或其他財產甚至人實施的行為,在主觀上有惡意或憎恨或類似的狀態,進而導致承保財產的滅失或損壞時,該人才能被認定為“惡意行為人”。 “Brillante Virtuoso”輪事件中,登船并制造船舶爆炸事故的人,對船舶并沒有惡意,主觀上也沒有對船東的憎恨。他們應船東要求而行為,協助船東實施保險欺詐,而非損害船東利益。因此,他們不能被認定為“惡意行為人”。

此外,保險人基于合同條款的其他抗辯也得到了法院支持:事故發生時,船舶位于保險合同允許的航行范圍之外。保險合同中有保證條款要求船舶經營人和船長在船舶航行經過亞丁灣和阿拉伯海時應遵守IMO的一個公告中若干建議,但他們并未遵守這些建議。

盡管庭審持續了52天,但這起案件的難點在事實認定而不在法律適用。Teare法官在判決書中也解釋了以“鑿船”(scuttling)為典型的海上保險欺詐騙賠案件的審理難點。第一,很少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欺詐的存在。法院通常只能基于一系列事件推斷欺詐的存在,如保險事故的具體情況、保險事故前后發生的各種事件以及被保險人的行為。因此,法院要查明的事實,以及需要當事人披露的范圍,就非常寬泛。第二,不論船東實際全損還是推定全損,通過技術方法查明損失原因也不容易。如果船舶沉沒,事故調查本身就將受阻或受限。如果船舶起火,火災本身就會妨礙損失原因的認定。第三,在這類案件中,保險人通常都會主張船東、船長和輪機長的行為構成犯罪。任何對于船東的不利事實認定都會損害其聲譽;而任何對于船長和輪機長的不利事實認定都會使他們在業內再難尋得就業機會。因此,對于相關證據的審查,對于相關證人的交叉詢問,必須謹慎推進,不可匆匆而就。第四,船東通常會試圖對事故給出一個似真實合理且與證據一致的解釋,要確認解釋的可信度,需要更多的技術調查和專家證據。第五,在準備訴訟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生一些重新定義庭審問詢焦點的事件。例如,在“Brillante Virtuoso”案中,有“吹哨人”爆料有人故意損壞主機艙以加重火勢,因此,所有相關照片又不得不重新被檢視,先前未發現的損壞因而被發現。于是,新的調查不得去啟動以確定該損壞是何時、如何、為何發生。在庭審交叉詢問時,一個火災專家指出,當由于披露新的文件致使新一輪報告生成時,專家們就要重新開會以試圖對新存在的問題達成共識,并確定留存的爭點。當雙方當事人試圖對新一輪的報告達成共識,或法院被要求采取新一輪的報告時,額外的專家會議通常又將召開。

當保險人以“欺詐”抗辯拒賠時, “Brillante Virtuoso”案對法院和保險人要做的工作給出了很好的描述,值得深入學習研究。

(本文部分內容編譯自英國斯旺西大學國際航運和貿易法研究中心主任Baris Soyer教授撰寫的案件短評,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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